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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翻译《天演论》

    严复，字几道，福建人。少年时期，他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教育，后来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廷保送到英国去学习兵船驾驶，可严复在英国开始醉心于西方社会政治学说，阅读了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等大思想家的著作。

    严复回国以后，先后发生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接着又发生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于是，他开始撰写政论鼓吹变法维新，还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近代理论著作。其中，他在戊戌变法前后翻译出版的《天演论》一书影响最大。

    《天演论》的原名叫《进化学与伦理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严复选择了其中的前两篇，简称为《天演论》，意思就是进化论。从此，进化论引进了中国，震动了古老的神州大地。

    严复的《天演论》并不是简单地翻译原文，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的。他通过序言和大量的按语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原书的理论改造成中国人可以用来反封建、反侵略的进步学说。他说：“欧洲国家之所以胆敢侵略中国，就是因为他们能不断自强。美洲、澳洲的土著居民之所以一天天衰落，就是因为他们糊里糊涂、浑浑噩噩。”因此，他奉劝国人不要以天朝大国自居了，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侵略中国的正是“优者”，被侵略的清廷正是“劣者”。在国际生存竞争中，如今的清廷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这些真知灼见敲响了民族危亡的警钟！

    ●辛亥年武昌起义

    失败换来了沉痛的教训，总结出经验。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1911年（农历辛亥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制定了起义计划，预定10月6日发动起义，后因故改期于10月9日。同时派人到上海请同盟会领导人黄兴、谭人凤、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9日上午8时，孙武等在位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共进会机关总部试制炸弹，因失慎爆炸，孙武受伤被送往医院，文件全被俄国巡捕搜走，机关暴露。

    蒋翊武得知此消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当晚12时起义。但因命令未能及时送到，起义没有实现。湖广总督瑞激下令搜捕党人，武昌机关遭到破坏，革命党30余人或被捕，或被杀害，蒋翊武乘混乱之机逃离武昌。10月10日，瑞澂继续按所获名册搜捕党人，武昌形势异常紧张。在此危难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认为“与其束手就摘，不如奋起反击”。当晚7时过后，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熊秉坤领导该营首先打响了第一枪，他率领十多名革命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守库的本营左队士兵鸣枪配合，顺利地占领了楚望台，一场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由此爆发。

    熊秉坤的枪声带动了其他部队的革命士兵，他们一应而起，推举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的部分炮兵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缺乏协调指挥能力，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时后，起义军经过部署调整，再一次发起攻击，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火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徵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多次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逃至刘家庙，整个武昌城旋即掌控在起义军的手里。此后，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他们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在武昌起义胜利的鼓舞下，湖北各县先后为革命党人攻占，成立了革命政权，至11月底，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14个省区先后宣布独立，脱离清朝，建立了军政府。

    武昌起义的成功，标志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也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次胜利，它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

    ●中华民国的建立

    武昌起义胜利后，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乘船回到上海，黄兴、胡汉民、宋教仁、汪精卫等人前往码头迎接。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在南京召开，独立的17省有45名代表出席会议，筹组中央临时政府，孙中山以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五色旗为国旗，并建立了由黄兴、王宠惠和蔡元培分别任陆军、外交和教育总长，宋教仁任法制局局长，次长也均为同盟会重要骨干的中央政府机构。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它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新青年》上海创刊

    《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由陈独秀主编，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为月刊，是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刊物。

    《新青年》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战斗旗帜，它所全力进行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二阶段，它由民主主义刊物向社会主义刊物转变，在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组织的机关报和党中央早期的机关理论刊物，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上有过一定的成就。《新青年》比较全面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道德，阐明了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新青年》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五四”爱国运动以后有了新的发展，《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崭新的内容。

    ●新文化革命运动

    北洋军阀统治黑暗，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大力推行“复古”“尊孔”等思想，麻醉人民，防止人民反抗。北洋军阀还把“孔教”定为国教，在许多地方成立“孔教会”“尊孔会”，复古倒退思想泛滥。

    以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积极宣扬先进的思想文化，他们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落后，与封建复古思想展开激烈斗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革命运动。

    李大钊，河北乐亭人，青年时留学日本，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从1916年开始，李大钊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抨击黑暗的旧社会，号召青年从黑暗的旧社会中走出来，勇敢地去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后来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一起领导了五四运动，并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鲁迅，浙江绍兴人。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我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用锋利的文笔戮穿封建道德的假面具。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实际上就是“吃人的历史”，他号召人们起来推翻这“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吃人的社会。鲁迅后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

    以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号召人们追求民主、科学，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们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和组织人民，将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揭开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诞生

    1921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新文化运动已经广泛宣传了共产主义思想，五四运动又使共产主义思想得到更快传播，有很多进步青年开始接受这一思想。随着形势发展，在上海、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以后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好了准备。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各地建立了一批党的早期组织：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烬美、邓恩铭等在济南；陈公博等在广州；周佛海等在日本；周思来等在法国巴黎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受共产国际委派，直达上海，提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都表示同意，认为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确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僻静的贝勒路树德里3号（兴业路7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曾任黄兴的参谋长，是国民党的头面人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李大钊、陈独秀因故未能出席，出席会议代表共12人，代表全国党员50余人。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谭秋，山东的王烬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及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周佛海。马林、尼可尔斯基与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也列席了大会。李达、李汉俊不喜交往，与马林关系不好，而张国焘生性圆滑，他成了马林与二李间的协调人，他被选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记录。23日到30日，前后8天时间，会议进行得较顺利。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但却受到便衣的骚扰、监视，会议被迫中断。为了使大会继续开下去，只好转移会址，代表们分两批离开上海去嘉兴。因考虑马林、尼可尔斯基出现在嘉兴易引人注意；陈公博因害怕，携妻子李励庄到了杭州，从容地“游西湖、逛灵隐”。所以，他们三人没去。

    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到达嘉兴，租了一条游船。为了安全起见，代表们带着乐器、麻将牌上船，船的中舱桌上还摆着酒菜，以游客身份作掩护继续开会。大会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党的成立宜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党的纲领和决议，前几次会议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因而获得一致通过。在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时，对南北政府的看法存在分歧，便决定保留意见，留交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众人认为全国党员人数比较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下午6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

    中共一大的召开正式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这一天起，中国的革命有了真正的希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毛泽东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孙中山北京去世

    1925年3月12日上午，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因患肝癌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终年59岁。病危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逝世，举国为之震惊。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书》，对这位正在同中共密切合作的伟人表示沉痛哀悼。斯大林等众多国家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发来唁电。

    3月19日，从协和医院向中央公园移灵，沿途肃立的有十几万人，到处是花圈、挽联。直到晚上7时，送殡队伍还没有从公园散尽。在其葬礼举行期间，先后有200万人前往吊唁签名。

    ●南昌起义第一枪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忽视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使绝大部分军队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国民党人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其中包括贺龙、叶挺等部队。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形势，1927年，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并成立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后因发现张发奎己站在汪精卫一边，中央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幻想，决定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暴动。当时，敌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比较薄弱，只有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警卫团，第三、第六军各一部，总共3000多人。在南昌地区，我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叶挺领导的第20军，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由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25师，以及蔡廷错的第10师等部。还有卢德铭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和陈毅领导的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等部，正由武汉向南昌集中。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前委会决定于7月30日举行起义。正在此时，张国焘由武汉赶到南昌，阻挠起义，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经过激烈斗争，克服了张国焘的阻挠，毅然决定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在江西南昌宣布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3朋旧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8月2日，驻马回岭的第4军第25师主力，在前委派去的聂荣臻领导下，开到南昌和主力会合.

    起义胜利后，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任代总指挥，叶挺任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部队编为3个军：第20军，贺龙兼军长，党代表廖乾吾，辖第1、第2、第3师以及军直教导团和特务营；第11军，叶挺兼军长，党代表聂荣臻，辖第24、第25、第10师和军直炮兵营；第9军，军长韦杵（未到职），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以原军官教育团为骨干，还有一些南昌的印刷和铁路工人参加，约一个团的兵力。

    8月1日上午，前委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周恩来、贺龙、叶挺、苏兆征、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林祖涵、彭湃、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等25人组成。这个带有政权性质的委员会，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目的是继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反对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和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代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并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民主革命政权。同日，由巧名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和7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署名，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言》，义正辞严地揭露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要为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

    南昌起义以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点。1933年7月11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作出决议，规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同年第一次纪念八一建军节。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

    ●红色根据地建立

    中国众多的大山中，井冈山不是最出众的，但它却以独特的意义闻名于世——它是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创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块红色的根据地上孕育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点燃了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

    1927年9月30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进攻长沙失利后，来到了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这是共产党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开始，在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整编后，部队按毛泽东的指示向井冈山进发。

    1927年10月3日，整编后的部队到达宁冈县西北部的一个小镇古城，在这里召开古城会议。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坚持向井冈山进军的战略，并着重讨论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问题。经过毛泽东的演说和精辟分析，大家一致赞同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但井冈山当时被农民武装控制着。要想在井冈山立足，就必须扫除这两个障碍。至于怎么克服，大家意见不一。有的人认为袁文才、王佐实际上是山林土匪，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反对这种意见，他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这两支部队的方针，并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在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亲自交谈和感化下，袁文才深表钦佩，表示同意革命部队上井冈山，还愿意改造自己的部队，并劝服住在山上的拜把兄弟王佐一同加入革命部队，同意革命部队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样，井冈山的大门不费一枪一弹就向革命部队敞开了。

    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进入茅坪，受到热烈欢迎。10月24日，部队行至荆竹山村口，毛泽东站在一块石头上向战士们宣布了著名的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讲话完毕，毛泽东身背斗笠，率领革命部队向井冈山的大井村进发。10月27日，部队来到了井冈山上最大的村镇茨坪。这样，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转战，行程千余里，终于将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的最高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斗争提供了新的思路，开创了自八一南昌起义以来武装斗争的新形势。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照亮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朱毛井冈山会师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毛泽东就一直非常关心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的去向。可是消息被敌人严密封锁着，直到在酃县水口镇打游击的时候，毛泽东才偶然得知朱德的部队已经到了广东省潮州、汕头一带。

    南昌起义部队有了下落，毛泽东非常高兴，他马上召集千部开会，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毛泽东说：“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支部队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我们一定要设法同他们取得联系。”大家都表示赞同，于是，就派何长工去广东寻找朱德的部队。

    何长工偶然得知朱德在云南军阀范石生的十六军，他急匆匆地赶过去，终于找到了朱德、陈毅的队伍。第二天，朱德握着何长工的手，交给他一封信，希望他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他们的队伍正在策动湘南暴动。何长工带着信，回到了井冈山。毛泽东听了何长工的报告后，更加密切地注视着这支革命武装的行踪。不久，朱德发动了湘南暴动，但很快就失败了。朱德不得不带领队伍向湖南、江西边境转移，但是敌人一直尾追不放。

    这时的毛泽东正住在酃县水口镇，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带领工农革命军去支援朱德，在毛泽东的掩护下，朱德的部队安全到达了宁冈砻市。毛泽东完成了掩护任务后，率领工农革命军返回砻市。有人报告说：“朱德同志住在龙江书院，他正在等您回来。”毛择东一听，非常高兴，马仁朝龙江书院走去。

    朱德、陈毅等人早就在门口等候了。毛泽东走近龙江书院时，朱德抢先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步伐，两只有力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支革命武装会合在一起，革命的力量发展壮大了。

    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井冈山成立了。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的成立，使并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后来，根据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井冈山地区的红军力量更加壮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在不断扩展。

    ●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除项英、陈毅等率领部分红军和工作人员3000人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外，红一方面军主力8万多人分别从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今于都）和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时，红六军团已撤离湘赣苏区，会同红二军团创建了湘鄂川苏区，准备迎接中央和红军主力的到来。但长征初期，“左”倾领导者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行动迟缓，延误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时间。

    此时，蒋介石已对红军的行动意图有所察觉，他立刻调集重兵，准备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红军主力由于要随时掩护行动迟缓的中央、军委机关和其它直属单位，在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并转移到湘江以西地区时，主力部队已由原来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主动放弃了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挥戈西南，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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