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当年形势不稳，土地清查必须缓行。此时的局势，已经和洪武四年大不相同。有了里甲制和黄册保驾护航，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空前，可以开始搞鱼鳞图册了。 《明史·食货志》里记载：“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信息。 第一是时间。洪武二十年开始造鱼鳞图册，这距离黄册正式编成已经过了六年，怎么朝廷工作效率这么低？ 其实这赖《明史·食货志》说得不清楚。 丈量土地是一项持续时间很长的工作，不可能一纸公文下去，立刻就能得到结果，前期有大量准备工作。黄册制度之所以推行得那么顺畅，是因为户帖制铺垫了足足十年。同样道理，洪武二十年开造鱼鳞图册，也不是突然之举。之前六年，朝廷一直在各地积极筹备。 明代的鱼鳞图册是记录一块块田地的档案，档案包括每一块地的所属、方位、面积、形状等基本信息，还要写明地形、四至、肥瘠种类等等。如果土地涉及买卖分割，还要填写分庄。如有佃户耕种，亦要一一标明。旁边附有档案编号和地内桥梁、山川、河流等情况。 这还只是一户的信息。 十户的鱼鳞图册要合成一份甲合图，十一份甲合图再合成一里之总图，一乡的若干里总图汇聚在一起，交给县里。县里再一次合图汇总，上交州、府乃至户部。 可见打造鱼鳞图册的繁剧程度在户帖和黄册之上，绝非一蹴而就。 《徽州府志》曾提及：“洪武十五年壬戌，遣官量田，定经界。”足以证明，鱼鳞图册的准备工作，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年之间，从未停歇过。洪武二十年修造的鱼鳞图册，不过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罢了。 第二个有趣之处是主持者。此人叫武淳，头衔是国子生。 国子生就是国子学的学生。国子学是明初的中央最高学府，这个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洪武元年，朱元璋“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洪武十四年，他在鸡鸣山下设立国子学新址，并于次年改名叫国子监。 大家应该还记得，洪武初年，朱元璋无法推行鱼鳞图册的原因之一是专业人才匮乏。所以他非常重视国子学的培训，将其当成政务储备人才的培训基地。既然是政务储备人才，那么就不能只读圣贤书。 朱元璋做人务实，给国子学加了一条规矩，叫作“实习历事”。它还有一个更明白的名字，叫作“监外历练政事”。 国子学或国子监的学生，到了一定年限，就必须到各个政府部门实习，熟悉政务。他们的身份，就叫作“吏事生”或“历事监生”。朝廷视其在实习期间的表现，予以拔擢任用。这种历练对培养人才的好处，自不待言。让学生早早经历政事磨炼，可以迅速上岗，对于缓解明初人才匮乏的窘境帮助极大。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一口气选派了一千多名国子生，送到吏部除授知州知县；洪武二十四年，又选拔了方文等六百三十九名国子生，以御史的身份去稽查百司案牍；洪武二十六年，登记在册的国子监生，从原来的平均两千人，跃升到了八千一百二十四人。 这三个时间节点很值得玩味。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案发，株连万余；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波及数万；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波及万余。朱元璋每次大肆屠戮，都让官场为之一空，这些缺额只好让国子监顶上去。 “实习历事”的效果实在太好了，以至于朱元璋觉得有这个选拔制度就够了，一度停办了科举考试。一直到洪武十五年重新开科，他还反复叮嘱“务求实效、毋事虚文”。 这位叫武淳的国子监生，竟然可以主持鱼鳞图册这么重大的工作，可见他之前一定以“吏事生”的身份实习了很久，对庶务得心应手，才会被委以重任。类似武淳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见诸史书的有吕震、古朴等人，都是国子生出身。可见朱元璋在主导土地政策的同时，对于配套政策的建设也没有放松。 第三个有趣的地方，是“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 前面咱们也提到过，粮长是朱元璋在“里”和“县”之间设置的一个中间环节，主要职责是催收区域内的税赋，职责和里长有所重叠。按道理，在洪武十四年里甲制建成以后，这个临时性职务就该取消。可朱元璋却坚持保留下来。 保留粮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洪武十四年之后的土地大清丈做准备。 像武淳这样的监生，纵然能力出众，可毕竟是中央来的人，需要有熟知地方情况的人来配合，才好开展清丈工作。 地方县府离基层太远，资源有限；里长、甲首级别又太低，都不适合配合工作。而粮长一来熟悉乡情，二来管辖范围是“随粮定区”，一区四个粮长，一个粮长的管辖范围涵盖一万石左右的区域。以“万石”为单位逐一造鱼鳞图册，既不至太过琐碎，也不至太大难以兼顾。 可见朱元璋这个伏笔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举多得。 由于前期工作准备得透彻，鱼鳞图册编造进展得十分顺利，赶在第二期黄册再造之前，完成了两浙与直隶的清丈工作。 是的，你没看错，只是两浙加直隶。其他地区的鱼鳞图册和编甲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才陆陆续续完成，并成为一项长期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永乐年间。 从此以后，老百姓和户籍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几乎没有出远门的可能，即使外出，官府会随时查验路引；即使你沿街乞讨，衙门也能查到你的黄册底细，遣返原籍。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和边境之外，大明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和直隶地区的民众，就这样被朝廷严密控制起来。 黄册和里甲制锁住了人口相关的税费和徭役，鱼鳞图册和粮长则掌控了田地租赋。黄册、鱼鳞图册以及里甲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纵横铁索，牢牢地把百姓钉在了土地之上，动弹不得，化为稳固税基，源源不断地为朝廷输血。 大明凭借着这三样工具，将控民之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历数前朝，还从未有一个政权对民众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细致。 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所构成的体系，对民众的管束和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是不折不扣的“张密网以罗民”。明清两代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巅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这套底层设计里。 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实现。 数字可以说明一切。 三位一体初建之后，全国户数一千零六十五万两千七百八十九，人口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全国耕地面积达到八百八十万四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亩，共可收夏麦四百六十九万一千五百二十石，秋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四百五十石。 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意味着一个新生政权已经渡过了初期难关，彻底站稳脚跟，开始进入上升通道了。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心情不错的朱元璋，向天下颁布了一道圣旨：“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入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 朱元璋觉得目前掌握的耕地，提供的税赋已足够国家开销，从此以后新开垦的土地永不必征税，老百姓随便种吧。这个政策开始只覆盖两省，很快涵盖到几乎整个北方。 敢于宣布新垦土地“永不起科”，朱元璋这个底气，正是从成功的户籍推行中来的。 在很多历史书里，作者讲到各朝开国君主时，往往热衷于描绘其在疆场上的血腥攻伐，沉醉于宫廷官场的钩心斗角，对于民政建设往往一笔带过。这会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只要君王们得了天下，税赋钱粮、民众徭役就会自动各归其位，倾心输诚。 事实上，这些琐碎枯燥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大事，也是真正的难事。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一个国家，必须像烹小鱼一样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则一不留神就烂了。 纵观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的这一系列举措，正好是老子这句话的最佳脚注。 他的每一项政策都经过反复推演，有设计，有试点，有铺垫，有妥协，策略务实而有弹性，一步步走得十分扎实。从“户帖”到“赋役黄册”，从“一百一十户里甲”到“鱼鳞图册”，从“粮长制”到“实习历事”，层层推进，有条不紊。 朱元璋别的施政成败姑且不说，至少在地方户籍建设上，他展现出了一个成熟、理性、精明且极有耐心的政治家手腕。其中的管理手段之稳重，放之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经常有人会感到很奇怪，朱元璋在国初那么折腾，为何国家没怎么乱，答案就在户籍建设的细节中。 想想看，如果朱元璋制订户籍政策时既不论证也不调研，一拍脑袋就定，一定就推，一推就乱，一乱就镇压，镇不住就遮掩，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大明能不能延续下去可真不好说。 不过这套户籍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它太过理想化，从根上想搞绝对平均主义，又为了稳定把民众束缚得极紧，指望他们世世代代都趴在土地上不动。 朱元璋在位时，这一系列制度尚能执行，他一死，这套体系便开始发生变化。有些政策被悄然废止，比如“永不起科”这个政策，在正统年间便被打破；有些政策扭曲走形，比如说粮长一职，后来成了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一个倒霉负担，谁戴上这帽子谁破产。弘治年间曾经有一首特别萌的民谣：“广买田产真可爱，粮长解头专等待，转眼过来三四年，挑在担头无人买。”说的就是这个状况。 还有些制度虽然一直被忠实执行，可社会环境已变，当初的举措，反而变成恶政赘法。比如三位一体的锢民之术，导致了永不停息的流民之潮等等。 哎，我想起来，咱们最早……是说玄武湖对吧？ 咳，咳，这下终于可以说回正题了。 第三章 天下第一档案库 让我们把日晷拨回到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在各地编造黄册时，特别规定了存档方式：“册成，为四本，一以进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留其一焉。” 就是说，每一级官府在制作黄册时，都要做两份，一份上缴，一份自己留着。层层传递上去，最终每一本黄册，都会形成四本一模一样的档案。其中进呈户部的，叫作正册，要用黄纸当封面；剩下三本分别存在布政司、府和县三级官府，叫作底册，要用青纸当封面，以示区别（对封面颜色做出规定，其实是洪武二十四年才出台的规定）。 各地官府按照朱元璋的要求，紧锣密鼓地攒造黄册，然后一级一级汇总，里交县，县汇到府，府再统一交割给布政司。最后布政司把辖区内的所有正册打包装车，运往京城——洪武年间，首都正在昔日的金陵城。 几十条长龙似的车队，从四面八方向京城驰来，鱼贯驶入正阳门。正阳门位于京城南边，是国门所在，孝陵大祀牲牢、国学二丁祭品、户部粮长勘合皆从此而入。你看，大车上那层层叠叠的黄册簿子，像极了一块块夯实大明基础的砖块。 这些黄册运至京城后，户部会先把它们铺在祭天的祭坛下面，郑重其事地进行荐天之礼，然后将其收藏起来。 这个盛景，岂不是象征着万川归海、中央权威无远弗届吗？ 看到此情此景，朱元璋很是心满意足。可没过多久，他便意识到一个麻烦。 问题正出在“收藏”二字。 洪武初年，各地直隶、府、州、县并十三布政使司，一共送来了五万三千三百九十三本，包括民、军、灶、匠等诸类户籍，天下虚实尽在此。 这么多本档案，该放哪儿呢？ 这个数字看着吓人，归拢到一起却不会占多少地方。明代中期有个藏书家范钦，在家里建起一座“天一阁”，能装七万多本书。堂堂大明，在京城建个存放黄册的小阁楼，算得了什么？ 可是账不能这么算。 这五万三千本书，只是洪武十四年的黄册正册总数。黄册每十年就要重新攒造一次，随着经济发展，每期数量只会越来越多。比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各地上缴的黄册，已经增加到了六万七千四百六十八本。 黄册旧档不会销毁，新档源源不断地进来。每十年就会新增六七万册，这么日积月累下去，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再者说，黄册属于政府机密，一旦遗失或被人篡改，就会引发无穷麻烦。它的收藏地点，一定得杜绝闲杂人等乱入。 更头疼的是，档案都是纸本，这么多易燃品堆在一起，来个火星，劈个闪电，就能烧成连营之势，太危险了；就算没有火灾，常年虫蛀鼠啮、水浸潮沤，对档案也是毁灭性打击。 因此对朝廷来说，黄册的收藏地点，必须足够大、足够近、足够安全，还得便于管理。在京城这寸土寸金的地方，要隔离出这么一大片地方，有点难度。 朱元璋思来想去，把目光缓缓投到了京城太平门外那一片叫后湖的水域。 此时的后湖，周长大约有四十里，不足全盛时的三分之一，四周被石头城、钟山、覆舟山、幕府山环绕。湖心有五座人造岛屿，号称“五洲”，分别是老洲、新洲、趾洲、长洲和麟洲，对应如今的环、樱、菱、梁、翠。（为叙述方便，接下来以如今称呼行文。） 这五座岛屿，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宋。当时宋文帝疏浚后湖时，用挖出的湖泥堆起了三座大岛，用海上三座神山来命名，即梁洲、环洲和樱洲的前身。它们个个来头不小，比如环洲之上有郭璞衣冠冢，梁洲是昭明太子编撰《文选》之处，樱洲是囚禁李煜之地，无不底蕴深厚。 后湖的外围，南有覆舟山、鸡笼山，东有钟山、青溪，西有卢龙山、石头城，北有幕府山，无论风水还是风景，都是极好的。 朱元璋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对这掩映如画的胜景毫无触动，对湖心五洲的格局却大感兴趣。 这里实在太适合修黄册库了。 湖心的五块洲陆，湖水环伺，只能靠行船往来。在这里修起黄册库，既方便隔绝闲杂人等接近，也有利于防火。而且后湖周回不长，外围再加一圈卫兵，便可以形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双重禁区。关键是，这里离京城特别近，想调阅取档，立马可至，极其便当。 用时人的话说：“后湖之广，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此诚天造而地设者也。” 这么一个地形上天然隔绝，又距离中枢咫尺之遥的好地方，只当风景看实在太浪费了。 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就修了一道从太平门到台城的城墙，断开了湖水和覆舟山、鸡笼山的联系，随后又在钟山濒湖之处，修起一座太平门，门外修起一条湖头路，也叫太平堤。他在洪武六年（1373年）将城墙加高、加厚，防止有人居高临下，窥探湖中，又整修堤坝，隔绝了外人循钟山入湖的通道。洪武十九年第三次改造，向北修建新城墙，完全断开了后湖西岸。 紧接着，他从后湖东北角的湖坡开始，每隔一百步堆起一个土堆，立起一块界石，沿湖北、湖西边缘，正好绕湖半圈到神策门为止，全长三千六百六十五步。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后湖的自然风光算是完蛋了。本来玄武景致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湖光石色、山水连绵之势。如今东边、南边的山势被墙、堤阻隔，北边又修了一溜界石。更惨的是，秦淮河本来是后湖与长江贯通的通道，施工方干脆装了两个闸门，把水也给断了。 文人墨客，大概会感慨此举暴殄天物。但朱元璋最不喜欢虚头巴脑，好看又不能当饭吃，好用才是硬道理。 后湖被这么嘁里咔嚓一通整顿，从一个皇家园林变成了军事禁区。 除了大规模的改造工程之外，官府还搞了一次拆迁。其时在后湖内外，还住着许多居民，多以打鱼、采菱、湿地种植为生。现在这里要划为禁区，居民们自然也得迁走。 说到拆迁，引出一个当地的民间故事，值得说一说。 话说后湖居民听说洪武爷要拆迁，都非常惊恐，集体推举了一位姓毛的老人上书劝阻。毛老人知道硬顶不行，就找了个理由，说湖岛上的老鼠特别多，在这里存放黄册，很快就会被啃光。朱元璋听了以后，说请你来当黄册库的总管吧，你姓毛，与猫谐音，一定镇得住老鼠。 毛老人拒绝了。朱元璋大怒，把他关在牢里。没想到毛老人颇有气节，居然绝食而死。朱元璋内心觉得愧疚，就在梁洲修了一座毛老人庙，封他为湖神。 清代有个叫陈作霖的人，在《炳烛里谈》里记了一个更惊悚的版本：“后湖在明时为黄册库，黄册每苦鼠啮。一日，太祖至湖，见一乡老，问之曰：‘鼠患何以除？’对曰：‘惟猫可以制之。’问其姓，则‘毛’也。太祖以‘毛’‘猫’同音，遂生埋之，而为立庙于湖中，谓之毛老人庙。相传之说，似非无据，今乃祀之为湖神矣。” 好家伙，为了镇住老鼠，居然把毛老人给直接活埋了。 当然，民间传说最喜欢玩谐音梗，谐音越多，离真实越远。这些故事，附会居多，不过毛老人庙倒是真的存在，至今仍立在梁洲之上。清代有人在庙前挖出一副铜钩，据说是毛老人的用具，便特意挖了一口铜钩井以为纪念，至今仍在。 关于毛老人的故事，还有第三个版本，出自明代《后湖志》的《神祠记》。 朱元璋之所以把黄册库修在后湖之上，是因为这里四周环水，可以避火避人。但这样就有另外一个麻烦，就是水面潮气太重，长期高温高湿，这些黄册特别容易腐烂蛀蚀。 当时在京城里住着一个老头，姓茅。茅老头给朱元璋出了一个主意，说你把黄册库修成东西向的，这样朝阳一出，先晒东边，夕阳一落，再晒西边。每天这么曝晒一遍，就能保证纸张干燥无虫了。 朱元璋听了大喜，然后“作窖筑其人于中”。 怎么又给活埋了？ 活埋就算了，还在地窖之上堆起一座方台以为墓丘附祠，旁边修起神庙，尊其为湖神。 洪武爷是性格急躁不假，但也不至于这么神经病吧！ 别说后世之人不信，就连《神祠记》作者本人赵官都不信。他是正德、嘉靖年间负责黄册库管理的官员，很有探索精神，决定亲自勘察一番。正好毛老人庙的附祠年久失修，几乎坍塌，赵官趁修葺的机会，把下面的方台扒开一看——别说茅老人的骸骨了，连毛都没一根。 赵官经过一番考证，得出结论：洪武朝凡是修建神庙，都要用五方土聚成方台，以祭五方神明。这个土台子，不过是当年的祭神遗址罢了。后人无知，当成墓台，又附会出奇怪的传说。 那么这个毛老人，到底从哪里来的呢？ 嘉靖年间有个叫李默的吏部尚书，他曾经写过一本《孤树裒谈》，里面谈到了毛老人的第四个版本，也是最可信的一个版本。 大家是否还记得，朱元璋为了制衡里甲，规定每一里要设一位老人，有权裁决里内争端。老人有一个特权，可以越级上访，直抵京城。 其实这些老人，还有一项福利。 当时朱元璋规定所有的官员，每三年就要来京城朝觐一次。而那些老人，也可以蹭官员的车马一并上京面圣。 洪武十四年那次觐见，朱元璋正在为后湖潮湿的事情发愁，就随口问道：“朕将命工部筑室于后湖之中，以为藏天下黄册之所，然当作何向宜乎？”一位老人回答：“此堂当东西向，庶朝夕皆为日色所晒，而黄册无浥烂之虞也。” 这个建议很好，朱元璋欣然接纳。没有活埋，也没有建庙，甚至没说姓毛。 所以这件事的真相很可能是：当初确实有一位老人提出建筑分东西向的建议，但和湖神庙一点关系也没有。后人不懂庙祠礼制，把方台当成坟包，湖神与老人合二为一，结果演变成了一个暴君活埋老头的故事。 至于姓毛，不过是因为岛上鼠患太厉害，需要猫神镇之。久而久之，“猫”“毛”谐音，湖神老人也就传成毛老人了。 传说真伪如何，且不去管它。至少历史上真正的黄册库，出于防潮防虫的考虑，确实是大多按东西朝向修建，前后有大窗通风。这样可以保证足够的光照时间来除湿、除虫。偶尔也有朝南北，这取决于库房修在什么方位。 为了能最大限度采光，黄册也不是简单粗暴地堆放在库房里就完了，设计者为它们打造了特别的设施。 黄册库里一排一排摆放黄册的木架子，叫作架阁。架阁是一种四面敞开的架子，分层分格，文件分门别类地搁在上头，一目了然，便于查找。 后湖的黄册库里，每库里有四个大架阁。每个架阁分成三层，分为数格，用来收贮档案。架阁特有的敞开结构，可以让所有藏册都有机会接触阳光。在架阁上头，还有一个斜板盖，万一屋顶漏雨，就能顺着这个板盖引至地下，避免弄湿文件。 黄册库的设计者很细心，要求这些架阁必须使用木头，不能用竹子。竹竿太窄，要打成一个大横板，得数竿竹片拼在一起。而竹片有弧度，拼接时必然凹凸不平，造成空隙，无法承重。 要知道，黄册是长一尺三寸、宽一尺二寸的大方本，页数又特别多，算下来平均每册得四五斤。十几册甚至几十册摞在一起，松松垮垮的竹架根本撑不住，只有木材可堪使用。 当然，这些黄册不能光靠这点窗户的阳光。管理人员还要定期在每年四月到十月之间把书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晾晒。三月不能晾晒，因为天气太潮；十一月到一月天寒风大，对纸张也有伤害。 在晾晒期间，只要天气足够好，一次要晒足五天，才能重新入库。 本来这种晾晒工作，要打造专门的木制晒架。后来官府觉得木制太容易坏，损耗惊人，便改变了做法。他们在每间库房门口，都用砖头砌了十个高二尺五寸的小墩，长三砖，宽两砖，彼此相隔七尺。然后在砖墩之间，架起四根长七尺的铁棍，黄册就挂在这些晾衣竿上晾晒。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阳光对纸张保存的伤害也够大的。不过以当时的条件，能做到这么细致已经算是尽力了。 除了防潮，黄册库对于防火也下了一番功夫。 黄册库内，严禁动火，即使到了晚上也不许点灯，冬季亦不许生炉取暖。库房里的地面都要铺设沙子，上覆木板。这样既可防火，又可防鼠患。 就连管理人员的厨房，都要隔开库房一里开外。 这是洪武、永乐年间的格局。后来到了正德年间，梁洲增设的库房越来越多了，距离厨房越来越近，主官索性把厨房给移到环洲上去了。每次人员吃饭，都必须从梁洲跑到环洲。这样做很不方便，但上头对此绝不通融，甚至还特意立了一块牌子：“敢有将火过桥者，治以重罪。” 黄册库的防火工作，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这么多纸堆在一处，整整两百六十多年，居然一次火灾都没有。 硬件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软件问题。 这些档案实在太多了，又来自五湖四海，必须有一套科学的排列方式，方便日后检索。 后湖黄册库的库房，是以东、西、南、北、前、后为名。具体到库房内的架阁，则以“千文架阁法”做编号。 这是宋仁宗时发明的检索编号法。简单来说，就是以《千字文》为批，岁月为次，依序排列。《千字文》里的一千个字绝无重复，特别适合编码。咱们现在常说的天字第一号、天字第二号，其实就是这种检索法的产物。 不过具体到黄册本身，动辄几万册，千字文系统显然就不堪敷用了。 黄册库的办法是，先把同一期攒造的黄册放在一起，然后再按直隶布政司、府、州、县、里坊厢、都、图等一路细分。还要用一长条白纸写明所属，夹在黄册之间。 这种分类，是为了方便地方查询。后湖库存的黄册大部分是里册，属于最权威的原始资料，一旦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就会来这里调阅旧卷，平息诉讼。这是后湖黄册库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如果有人——比如说前文曾经提及的那位休宁县的平民王叙——想要查自己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档案，他该怎么做呢？ 第一期攒造黄册是洪武十四年，第二期攒造在洪武二十四年。《千字文》有云：“天地玄黄。”所以王叙要先找“地”字号架阁。 他拿着一张对照表，发现“地”字号架阁是在梁洲前五号库里。他打开库房，走到“地”字号架阁，会看到一摞摞黄册整齐地排列在木架格子里，外头贴着索引条。王叙找了一圈，看到“直隶徽州府”字样，赶紧走过去，从这一摞黄册里翻出标明“休宁县”的几本册子，再找到里仁乡呈递的分册，翻开里面的二十七都、第五图，就能知道自家祖上的户籍情况了。 后湖黄册库的落成年代不详，但肯定是在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之间。也就是说，朱元璋忙完第一期攒造黄册，就开始责令工部筹备库房建设了。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朝廷已有明文要求各地黄册并鱼鳞图册要“俱送户部，转送后湖收架”，可见其已正式投入运营。 黄册库最初的规模并不算大，只在梁洲之上修起了三十六间库房。其中九间库房存放洪武十四年档案，一共用了三十五座架阁；洪武二十四年则用了库房二十五间、架阁一百座。 从此，随着每十年大造黄册，后湖黄册库一直在扩建。 到了永乐帝，大明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本来永乐应该把后湖档案也迁过去，可是北京周边找不出像玄武湖这么天造地设的湖泊——有也没用，冬天湖面一上冻，任何人都能闯进去。后湖黄册库遂留在了南京，由南京户部代管。 这么决定的另外一层考虑是，江南是天下税赋重地，干系重大，黄册库设在这里，能更好地为其服务。 于是从永乐开始，每期黄册造完，除了总册需要进呈北京之外，其他里册仍旧存放在这里，一直持续到明末。 从洪武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这里的库房数量扩张到了七百八十七间，架阁三千零八十六座，其中收藏的黄册数量，接近两百万册。无怪乎时人评价：“天下黄册，该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如此规模的档案库房，光是堆放不管是不成的，还得配备管理团队。 在洪武年间，黄册库的最高长官是由户部侍郎代理。那会儿官员人手不够，个个身兼数职。后来到了宣德年间，才专门增设了一个户科给事中的岗位，专管后湖册籍事。 这个安排，其中颇有奥妙。 明代的官职里，有一个“六科给事中”，分别负责监察礼、吏、户、工、刑、兵六部，相当于现在中央各部委的纪委。这个纪委是独立运作，不归部委管辖，直接向皇帝负责。他们和都察院御史一样，同属言官序列。 “六科给事中”的最高长官是都给事中，正七品，其他给事中都是从七品。品位不高，可权柄与威慑力却不低。像是廷推、廷议之类的高级官员会议，这些七品小官，同样有权参加。 区区一个档案库，长官居然是户科给事中，可以说是高配了。 不过再细一琢磨，这并不算啥高配。 因为这个户科给事中，前头还有俩字：南京。 靖难之后，永乐帝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从此大明拥有两套中枢班子。北京一套，南京也有一套，官职配置完全一样。不过可以想象，南京的这套班子，除了户部有点权力，可以统筹江南赋税之外，其他多半是有衔无差的闲职。一个南京户科给事中，来负责后湖黄册库，只能算是名义上给足了面子。 除了给事中之外，管理后湖的还有一位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 这个配置，就更有意思了。 户部一共有十三个清吏司，负责各个地区的具体事务。这些分司的名字很正常，比如浙江清吏司、广西清吏司、福建清吏司等等——但千万不要被名字迷惑，误导性太大。 其实这些分司除了掌管本区事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叫“带管”。比如浙江清吏司负责京城七卫和神机营的俸禄、粮饷；福建清吏司，要带管顺天府、北直隶等地事务；广西清吏司，要带管太常寺、光禄寺、太仓银库、马房仓、各象房、牛房仓，京府各草场等官衙的俸禄发放。 可以看到，广西清吏司的带管业务，和仓储密切相关。从该司调派主事一人来监管黄册库，也算专业对口。虽然清吏司主事是正六品，级别比户科给事中高，地位却不如彼。 他们两位，一位是监督户部办事的，一位是户部办事的，职务上彼此牵制。一个品低地位高，一个品高地位低，位阶上互为制衡。 除去这两人之外，黄册库管理层的第三顺位，叫守备太监，司掌关钥津卡之事，直接向南京守备太监负责——也算是大明独有的特色吧。 这套不分轩轾的配置阵容，倒也符合档案库这种特别重要的冷衙门定位。 除却这几位大员之外，还有五十名监生、三十名小吏和一百多名匠役负责日常晾晒黄册。匠役从应天府所属的两个县里征招，要求还不低。这些人得粗通文字，否则晾晒完黄册之后，都没法正确放回去。 除此之外，还有京城东、北二城兵马指挥司和沈阳左卫牧马千户所，三个军事单位各出一批歇操卫兵，昼夜沿湖巡视，驱赶闲杂人等。每五十步就要设一哨，严加防范。 户部十三司还轮流调拨小吏四名，在湖面定期巡逻。可谓是戒备森严。 后湖与四面陆地隔绝，没有桥梁通行，因此黄册库还配属了三十七个船夫和十二条官船，负责与岸上的往来联络。但这些船可不是随叫随走的，平时都停泊在太平门外，用铁索串锁在码头石柱上，每旬只有逢一、六才能通行，谓之“过湖”。 过湖之日，所有需要上岛之人要集中在太平门外的湖口检阅厅，主事官员仔细查验其身份、凭信文书。无误后，由掌握钥匙的内监打开铁索，带队上船。当日济渡任务结束后，内监还得把船重新锁上，加上封条。 就算过湖上了洲陆，黄册库也不能轻开。负责人得先从主事官员那儿领取文书，再到守备太监那儿领取钥匙，结束之后，要把钥匙原样交回。 当时有两句诗：“四面环巡照大禁，中洲守护绝通衢。”诗一般，但描述的禁绝情景半点不假。 明代关于“过湖开库”的故事很多。比如在洪武年间，曾经有一位监生，从守备太监那儿拿了钥匙去开门，然后有事回家，就把钥匙也带回去了。他媳妇一看钥匙上缀着的黄色绒绳太旧，给换了一根新绳。等监生把钥匙交还守备太监，太监一看大惊，说这钥匙绳是马娘娘亲自搓的，你擅自换走，要倒大霉。吓得监生连滚带爬回家，还好媳妇没来得及把旧绳子扔掉，赶紧重新穿回去，免去一场大祸。 这故事有点传奇色彩，尤其是马娘娘亲自搓绳这个细节，很有民间想象的风格。不过它至少证明，后湖管束之严，连老百姓们都很清楚。 接下来这个故事，可就是不折不扣的过湖斗争了。 弘治元年（1488年）的十一月二十日，有个叫郭镛的太监，奉命去两广公干。他路过南京时，突发奇想，硬是逼着内监把船锁打开，带着二十多个随从登上梁洲，在黄册库逛了足足半天，过午才走。 这事惊动了南京的御史们，他们以监察御史孙纮为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上书天子弹劾郭镛“擅游禁地”，强调说黄册库是国家机密所在，虽然这人并未造成什么损害，但万一开了这个先例，以后人人都可以进入，贻害无穷，所谓“其源一开，末流无所不至”。 册籍之重，兹事体大。皇帝很不高兴，把郭镛申斥了一通，顺手夺了他的两广差使。 这起纠纷，引起了宦官们很大的不满，认为南京御史小题大做，故意让他们难看，暗搓搓地伺机报复。到了弘治三年，司礼监有个叫何穆的太监，前往后湖巡视。这次他奉了圣旨，黄册库官员乖乖地请他过湖勘验。 何穆巡视了一圈，眼皮也不抬，开口批评说后湖的关防太过松懈。官员赶紧请教说怎么改进，何穆也不客气，提了四点要求。 第一点，太平门旁边的石闸，要标定一个刻度。平日湖内水量控制，看水位刻度决定，过则开，不过则不开。 第二点，湖边每百步设置石碑一通，写明“不许官民人等占种湖田”。 第三点，于神策门外东城脚下湖边，修起一道界墙并栅栏，切断人畜往来，防止百姓窥伺册库。 第四点，过湖船只，要严加管理，铁锁连串，铺门封锁。何穆这四点要求，看似是很合理的建议，并无不妥，可黄册库官员一听，就知道里面暗藏杀机。 先看第一条。 后湖的体量很小，水位多寡不稳定，所以洪武年间在太平门和太平堤设置了石闸、石洞，涝时开闸泄洪，旱时闭闸蓄水，以保证黄册库的安全。 这个石闸年久失修，不怎么好用，导致后湖的水量时高时低，湖域时大时小。周围的老百姓们要么在附近偷偷引水种田，要么偷偷捕鱼、樵采、放牧，让官府很是头疼。 何穆提出重修石闸，确实是个好建议。 问题是，这件事，南京的御史们早已经在张罗了。 此前有一位南京监察御史，叫缪樗——正好是孙纮的同事兼好友，他重新勘察湖界，圈定范围，着手准备修理石闸，并上书天子建议整顿后湖保卫工作。这封奏章，在司礼监的何穆自然也看得到。 何穆虽在宫中，眼光却很毒辣，一眼就发现了缪樗的疏漏。缪樗只勘察了后湖的现状边界，却忘了考虑湖水有升有降，湖域也会变化。 万一湖水涨多了，水面扑过原定边界，老百姓蹭过去占便宜，你罚还是不罚？ 何穆建议把石闸设置刻度，实际上就是将水位量化，以刻度为准来控制后湖的边界。再配合界碑、界墙、栅栏、船锁等设置，可以更好地把闲杂人等排斥在外。 建议很好。可建议越好，就越打监察御史的脸。亏你们还在南京本地，提出的整改方案有这么大疏漏，还不如一个从北京过去的太监。 何穆在给弘治的奏章里，直接点了缪樗的名，说他勘察不利，还特意加了一句：“犹恐日后军民人等，仍前偷引水利，占种湖田，嘱托势逼该管人员，将前闸不时启闭，走泄湖水，复有前弊。” 这么前后一关联，用心太深了，显得好像这些弊端手段，全是缪樗等御史纵容出来的。 何穆的报复还没完。 仔细看他建议的第二条：“不许官民人等占种湖田。” 除了“民”，还有个“官”。 这个“官”字，有极强的针对性。 当时有个南京守备太监叫蒋琮，因为长江芦场的利益问题，跟南京御史们打得不可开交。蒋琮为了寻求突破口，指使手下陈祖生控诉户部主事卢锦、给事中方向侵占湖田。 黄册库是个冷衙门，没什么钱，管理人员经常趁职务之便偷偷打点柴薪、捞点鲜鱼。卢锦、方向作为黄册库的上级主管，派佃户在裸露的湖滩上种了几块地，从中占点小便宜。没想到这事被蒋琮给掀出来了，导致两人都被下狱。 郭镛路过南京时，之所以想去后湖，就是想起了这件案子，想亲眼见识一下。没想到，同仇敌忾的御史们立刻抓住这个痛脚，狠狠地报复了回去。 何穆这次到南京来，也是因为郭镛回去哭诉了一通。皇帝耳根子软，这才派他来查实。 现在御史们已经被何穆（扌左享右）得灰头土脸，黄册库那些小角色，也不能让他们好过。 何穆上奏疏表示，后湖每年冬天，南京司礼监都派专门的渔船来湖内捕鱼，好供给官员用度。但是原来打鱼的日期不定，很多人趁着官船捕鱼的当儿混进来，存在隐患。从今以后，要限定捕鱼的日子，对船只严格检查，渔网只允许用五天，其余时间全部收走。 存在隐患只是托词，其实是为了整黄册库的人。他们平时没什么好处，只有每年趁这机会网几船鱼，改善一下生活。这一下，全没了。 还有，何穆指出，现在湖内五洲之上的芦苇太多，是个火灾隐患。可这里是禁地，外人不得入内，因此责令管库官员并杂役、匠役等人，把这些芦苇都砍去充当柴薪。他还好心地提醒了一句：“柴薪若积聚过多……就行会官估价，变卖银两，送应天府官库收贮，以备修理本库等项支销。” 听起来冠冕堂皇，毫无破绽。但仔细一琢磨，后湖黄册库管人员额外多了一大堆工作量，赚到的钱却只能充公用。这根本就是变相把一部分办公支出，转嫁到库管人员个人身上。 偏偏皇上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不用额外付费的先进管理手段，让底下人有苦也说不出来。 何穆把这些“合理化”建议，整理成奏疏上报天子，很快就得到批准，令南京御史们士气大挫。经此一役，蒋琮那边的案子也取得了突破。先后有十名御史下狱，而蒋琮本人毫发无伤，宦官一方在两个战场均大获全胜。 至于躺着也中枪的后湖黄册库，只能哭着进行整改，让后湖禁制变得更加严苛。有人写了首诗讽喻此事：“瀛洲咫尺与去齐，岛屿凌空望欲迷。为贮版图人罕到，只余楼阁夕阳低。” “人罕到”三字，用得一点不错。到了万历年间，有位吏部左侍郎顾起元路过南京，不得其门而入，不由得感叹说：“白下（南京）山川之美，亡过于钟山与后湖，今为皇陵册库，游趾不得一错其间，但有延颈送目而已。” 连吏部左侍郎都不让靠近，可想而知黄册库平时人迹罕至到什么程度了。 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后湖这里才会变得特别热闹。 那就是每十年一次的大造之年。在这一年，全国各地都会重新攒造黄册，集中送至南京。新造黄册入库是一件隆重的大事，现场得由给事中一人、御史两人外加主事四人亲自坐镇查验，还有一千两百名来自国子监的学生严阵以待。 国子监一般的编制是一千五百人。这一下子去了一千两百人，几乎是倾巢而出了。 等一等，怎么要这么多人？这是要打仗吗？ 还真差不多。 这些国子监的天之骄子，将要跟全国的地方官吏百姓，展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恶战。 要讲明白这个问题，咱们还得从黄册的攒造过程说起。 第四章 黄册攻防战 前面说了，黄册脱胎于户帖。两者内容接近，但在很多细节上颇有不同。这些不同，不光体现在两者的格式细节中，也体现在两者的攒造流程上。 那么一册黄册，是怎么出炉的呢？ 首先，造册之年，户部会提前半年备好标准黄册的格式，得到皇上批准后，分别下发地方。 其次，地方官府会按照黄册样式进行翻刻。不过他们需要刻造的不是黄册，而是“清册供单”。 “清册供单”和黄册不太一样，它是一种针对单户的调查表格，用来搜集一户人丁、事产等信息，和户帖差不多。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黄册的预填草稿。 接下来，官府会把印好的“清册供单”下发到里、坊、厢这一级，让现年里长亲自送到甲首手里，甲首再分别送到本甲的十户人家，一一填写清楚，一户一单，签上自己的名字作保，以确保真实性。 工作完成之后，里长会把本里的一百一十张“清册供单”合成一册，递交给当地衙门。 当地衙门收到辖区内所有里、坊、厢的“清册供单”之后，并不忙着合册攒造，先让户房官吏并算手、书手进行磨算复核，尤其还要调阅上一期数据来比较，看是否存在问题。 [注释]算手、书手：在明代县衙中，除知县、佐贰、首领官等数量很少的朝廷命官之外，大量的日常行政事务是由各房、科中的吏书来完成的。吏书为吏员与书算的合称。吏员是由国家任用、在吏部注册、地位低于官的公职人员。书算，包括书手和算手，从百姓中佥雇，辅助吏员的工作。书手专司抄写事宜，关注文书之往来，如依稿誊写刑名文书、赋役黄册等；算手则专司会计事务，如计算名目繁多的赋役折银等。 如果审验无误，衙门会重新排定下一期的里长、甲首和徭役排序，填成“编次格眼”，与确认的“清册供单”一起送回到相关的里。里长要把这些资料誊写成正式文稿，造出两本里册，一册黄封上缴，一册青封留底。 你没想错，每一里的黄册，由本里一百一十户自己掏钱攒造，朝廷没这笔费用。一直到州一级，才有专门的政府预算来造册。 朝廷虽然不掏钱，要求还挺多。 黄册的尺寸和户帖一样，宽一尺二寸，长一尺三寸。对于册内文字，书手必须以范本格式来抄录，字体尺寸都不许出错。字要抄在原册纸上，不许涂抹或额外浮贴，以避免篡改情形。弘治三年，为了增加作弊的难度，还把原来的小字楷书改成了大字楷书。 黄册的制造材质，得统一用厚实的绵纸，不得经过粉饰或漂白，因为那样容易让纸张变脆发黄。甚至连订册，都必须用绵索来穿起，不许使用糨糊。就算万不得已要用到一点，糨糊里也得掺入花椒、明矾等原料，以避免虫蛀。 不过黄册制造毕竟是个专业活，普通人干不了。在大部分情况下，里长们都是到官府指定的纸铺去攒造装订。 顺便提一句，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黄册实物，属于真正意义的黄册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清册供单”草稿。这些供单在用完之后，会送回个人家里，这才让极少部分文件逃过战火，幸运地残存到今日。 所有的里册，都要汇总到州、县衙门。衙门要把这些数据汇总，单独造一个总册，里面没有每户细节，只记录各里的总数——户部特别指出要“本管正官、首领官吏，躬亲磨算”，同样一册黄封上缴，一册青封留底。 接下来，州、县衙门要把所有的里册以及总册送到府一级衙门。府衙也要单造一个分册，记录各州县总数，一并送到布政司。布政司亦要单造分册，记录各府的汇总数据，再与府册、州册、县册以及记录到每一户的原始里册一起呈递给户部。 一级一级汇总上去，户部最终拿到手里的，是几万本里册、几千本州县册、几百本府册和十几本司册。中枢决策者既可以看到任意一个地区的宏观数据，亦可以深入查到任意一户的状况。宏微两便，天下透明。与此同时，各级官府也都会层层留底，用青册来办理日常民政之需。 不过黄册呈递到户部之后，并不是直接运进后湖黄册库，它还有一道关要过。 朱元璋在推行户帖制的时候，曾经放出过狠话：“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他把军队作为独立会计师，对地方数据进行驳查，以避免各级官员在普查过程中舞弊。 他来自民间，深知弊情，必须核查这些黄册真伪。国初诸事未备，只好动员军队进行驳查。现在一切都走上正轨了，再找军队当审计就有点不合适了。 可不找军队，找谁好呢？ 驳查是个专业活，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检查人员必须识文断字、精通算学，且具备一定的政务经验。更关键的是，黄册的数量太大了，这些检查员还得有足够的时间来干活。 大明哪个部委也没有余裕抽调一批精干官吏扑在这上面，正事还干不干了？ 想了一圈，最适合干这个的，就是国子监。那些大学生都是被当成官僚预备队培养的，文化水平高，又闲得紧，正好拽过来当免费劳动力。 他们要做的“驳查”，从户部总册的数字往下查，层层验算，从司册至府册、州册、县册乃至里册，验算其旧管、开除、新收、实在的四柱增减。如果民间有飞走、洒派、埋没、诡寄、影射、团局造册等弊情，就靠这些名侦探来查出真相。 [注释]飞走：即飞走税粮。据明人赵官所著《后湖志》载，奸户豪民伙同里长、书手作弊，使用开多收少、有收无除、洒派各户、产去税存等手段，不知不觉间将税粮挪走，还让人无法查证。如有人将新开耕的地亩少报一些，以减少上交的税粮。田地买卖中，买主本应依例报税，把田地上的税粮从卖主名下开除出户，入到自己名下，有人便勾结书手作弊，拖延税粮入户的时间。有的富户勾结书手，在编造黄册之时，将自家应纳税粮拆分成合、勺，分洒于百户，待征收税粮之时，再积合、勺成升，积升成斗，积斗成石，而被洒者被蒙在鼓里，年年为之赔纳。也有的富人买了别人的土地，却逼迫卖家不能移税，使得卖家没有了田产却要继续交税，最终只能逃亡以避税。 影射：即影射差役。《大明律》列有“欺隐田粮”一罪，“诡寄田粮，影射差役，罪亦如之”。明人雷梦麟《读律琐言》解为，“诡寄田粮，影射差役，二句亦一串说。诡寄田粮，即所以为影射也。或诡寄于役过年分，或诡寄于应免人户，各图免差役，是犹纳粮而不当差者也”，即奸户豪民伙同里长、书手作假，将田地挪到已经过了服役年份的人家，或者有优免徭役特权的人家，借此免除自家的差役。 一旦查出错讹之处——这简直是一定的，监生会把问题汇总成册，做成“驳语黄册”，里面开列某府某县某里的某项数据有问题，封面改一个“驳”字，并提交户部。户部会以尚书名义，把这个册子下发给相关衙门，责成半年内查实重修。这个重新改正的黄册，叫作“奏缴册”，经二次查验无误，才会进入黄册库内。 大明平均每期攒造黄册的数量是六万，一千两百名监生人均负责驳查五十本，也就是五千五百户的量。一天算一本，两个月即可完成，再加上查实、撰写驳语的过程，三个月可以大体完成，工作量不算大。 再说了，后湖一圈严密封锁，无人能近，办公环境非常幽静。监生们干累了，还能出去欣赏一下湖景风光，多美好啊。只见眼前烟波浩渺，水色潋滟，湖面似镜澄澈，半条船也看不到，想跑都跑不了…… 等等，干吗要跑呢？ 因为实在太苦了。 后湖驳查黄册，绝非想象中那样度假式办公。对可怜的监生来说，不啻噩梦。 弘治十七年（1504年），国子监祭酒章懋这样描述监生们的工作状态：“缘彼处冬月苦寒，夜不灯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湿，水泉污浊。监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 再看十几年后的正德十二年（1517年），南京户科给事中易瓒在一份奏疏里说得更详细： “白昼，严锁各号，不容出入；黄昏，黑聚一室，不见灯火。酷热苦寒，并无休息。加以湖瘴袭人，湿气侵体，致疾者十常八九，幸免者百无一二。近日，监生邬凤病故湖上，虽暴染之于平日，实出感发于一时。暴露数日，直待开湖，方得装回，罔不伤心。诸生过湖，如蹈汤火。劳苦万状，不能尽述。” 瞧瞧，白天只能蹲在一个小号里干活，晚上为了防火，还不能点蜡烛。夏天热冬天冷，蚊虫叮咬、湿瘴之气密布。而且湖禁森严，你别说病了，就是病死了，也只能暴尸岛上，等每旬开湖之日才能把尸体运走。 这不是正德年才有的规矩。早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监察御史张翼就上书皇帝，说岛上负责驳查的监生多有生病，能不能破例离岛送医？永乐的批复是：“但有病的，不要他过来，着太医院带药，就那里医治。” 可见湖禁犹如天条，谁都不得违反，病人都不能通融。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监生们还得认真干活。一旦出现驳查欠详、扣算欠精的失误，轻则责罚，重则拿问。 能请假喘口气吗？ 也行。《南雍志》里记了两件事。一件是在洪武年间，临到驳查日子了，监生张振上书皇上，说今年轮到他们家当里长了，可家里除了他没有壮年丁口，请求归乡应役，朱元璋批准了；然后到了永乐年间，监生饶观也碰到和张振一样的情况，上书向皇太子请假，归乡应役，很快也得到了批准。 国子监的学生非要请假，没问题，您得自个儿去跟皇上或者太子说去——皇上日理万机，脾气还不好，你的请假理由是否充足，自己掂量吧。 环境差，工作多，假难请，按道理薪酬应该少不了吧？ 对不起，没有，纯属义务劳动。你们这些大学生在国子监里求学，已经享受国家补贴了，每个月有廪米养活，凭什么还要钱？ 那没有酬劳，总有功劳吧？ 对不起，功劳也没有。 当年朱元璋为了锻炼监生，定下规矩，要求他们在各衙门实习历事，“实历”至少要做满一年。监生历事考核里明确规定，一年期满，考官要根据监生的实习表现，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可以委以重任，补授实缺；中等可以随材任用；下等要回校重学。 对监生来说，这一年的实习履历非常重要，决定了他未来在官场的位置。 这个“实历一年”的时间，绝不是你随便混混日子就能攒满的。首先，你得在朝廷指定的部门干活，比如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甚至锦衣卫；其次你得负责具体实务，比如抄录文书、查核仓储、清丈土地、监修工程、随御史出巡观风等等。你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工作时间才能折算进“实历”。可惜的是，驳查黄册这项任务，却不能折算“实历”。 这事可以理解。你想，驳查黄册十年才一次，一次才三个月，而且每次活动要动员一千两百个监生。如果这也能折算实历的话，一次驳查，差不多整个国子监的学生都涨了三个月“实历”，考核制度还有什么意义？ 但对监生个人来说，可就惨了。你忙活的这三个月，是没法写入实历履历的，还得去别的地方干满一年，才能授官。 因此后湖驳查这件差事，对监生们来说，只有苦劳——事实上，官府正是把驳查归为一种特殊的徭役。徭役，不就是白干嘛。 好在从洪武到永乐这段时间，皇帝对国子监很重视，很多官员从这里直接选拔。监生们有上升渠道，朝气蓬勃、前程远大，驳查这点辛苦活，忍忍也就过去了。 可随着时间推移，形势越发不妙起来，因为大明迁都了。 永乐帝把首都迁到了北京以后，国子监本部也随之北上，称北雍，南京国子监沦落为陪都分校，称南雍，影响力大幅降低。而后湖的驳查工作，总不能让北京学生千里迢迢南下吧？还得南京国子监出人，这就有点入不敷出了。 更麻烦的是，在永乐之后，明代科举制度日渐成熟，成为官员来源的主要渠道，从国子监选走的官员越来越少，监生地位一落千丈。监生们别说得不到好的官职，甚至连“历事”都很难获得机会，只能年复一年地滞留在国子监里，看不到未来。 宣德年间，国子监淹滞人数将近五千人，年纪最大的甚至超过五十岁——距离永乐北迁这才多少年？ 驳查条件恶劣一如既往，大环境和政治待遇却每况愈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监生参与的积极性大幅下降。 洪武、永乐以及后面的洪、宣两代，驳查监生基本能保持一千两百名。在此之后，监生数量一路骤减。正统七年（1442年），降到八百名。景泰二年（1451年），降至六百零八名。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年），南京户部上书抱怨，说他们征招八百名监生查理黄册，过湖的居然只有两百余名，其他的全跑光了。 这可奇怪了。国子监的管束那么严格，上课迟到都得挨板子，监生们怎么逃呢？ 千万不要低估人类逃避劳动的主观能动性。 南京国子监为了节约成本，少发点廪米，曾经想出一个奇葩政策，叫“依亲读书”，让学生们回自己家去读书，学业时间照算——可以理解为函授课程。 监生们脑子转得快，算算快到驳查之年了，纷纷提出申请，主动回乡依亲读书。等到国子监要调人过湖驳查的时候，傻眼了，兔崽子们全回去“依亲”了，还得一个一个往回拽。 放出去容易，拽回来就难了。监生们赖在家里，什么理由皆有，什么生病啊，奉亲啊，迁葬啊，送幼子啊，这里面最好的借口，就是至亲病故。大明以孝治天下，赶上父母亡故，以首辅之尊都得丁忧归乡，守制三年，我们这些穷学生更得遵从礼法对不对？ 就算父母健在，祖父母万一有亡故的，我也得一体孝顺不是？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没了，考虑小时候人家还给过我糖吃，我伤心过甚，自愿守制，弘扬大明孝治精神文明，国子监你好意思学圣上夺情吗？ 就算是在国子监上学的学生，也可以装病，装病不行的就花钱请人冒名顶替，没钱的就干脆逃跑。最终留下来等着应役的，都是必须靠每月发放廪米过活的赤贫书生。 国子监能说什么？只能含泪去想别的办法。 可也没别的什么办法。 弘治七年（1494年），南京国子监请求北京国子监支援，调一些南方籍贯的学生到南京。北京国子监的反应很冷淡，你倒霉关我屁事啊？最后好说歹说，北雍挑了几个歪瓜裂枣送了过去，虚应一下而已。 南雍一看北雍靠不住，又想了一个辙，动员举监生。 明代国子监的学生分成官、民两种。官生是官员子弟，叫荫生；民生则分成贡监生、例监生、举监生几种。贡生是各地选送来的优秀学生，例生是自费入校的学生，举监生则指那些通过乡试获得举人身份，却在会试失败的人。有些落第举人会选择暂时在国子监内读书，在里面自成一派。 过湖的监生，一般都是从贡生里选。人家例生、荫生要么出了钱，要么家里有官身，用不着干驳查这种辛苦活。举监生好歹是举人出身，也不用干活。到了成化年间，贡生人数实在凑不够，国子监决定把举监生也算进驳查队伍。举人们闻言大怒，我们是何等身份，岂能跟那群贡生为伍，太辱斯文了，便开始大闹。 官司一直打到了户部，最后户部判说：“举人与岁贡所入之途虽异，及其到监，均为监生……况查无举人监生优免事例。”于是举监生们也只能老大不情愿地去了后湖，但是……人还是凑不够。 人不够，黄册却不会少，结果必然是工作时间无限拖长。 从宣德年开始，驳查黄册的时间越来越长，从三个月拖至半年，半年拖至一年，乃至两年三年。到了正德五年（1510年），驳查工作已经拖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一年，南京户科给事中向皇上这样诉苦道：“正德七年攒造在迩，今改驳之册未完，攒造之册复至。新旧相仍，事务冗促。册本浩繁，遽难查对。” 这封奏疏的意思是，上一期的黄册还没驳查完毕，眼看下一期新册就要来了，咋办？ 上一期黄册是弘治十四年造，十五年送审；下一期是正德六年（1511年）攒造，七年送审。也就是说，从弘治十五年到正德五年，前后足足驳查了八年时间…… 但也不能怪国子监。这一期参与驳查的监生一共是三百五十人，大半是老弱病残，能干活的不过半数，还时不时会跑散一大片。这种士气，叫人家怎么提高效率？ 到了正德十二年，终于有一个叫唐鹏的监生勇敢地站出来，上书朝廷说了实话，明确指出黄册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监生待遇太惨，请求改善。 他的诉求是，恳求朝廷把驳查的工作时间算入“实历”。 在正德年间，就连国子监授官都已名存实亡，这些监生孜孜以求的，居然还只是“折算实历”这么点待遇，实在是太可怜了。 唐鹏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南京户部的支持，相关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再不改善，这活真干不下去了。这次朝廷终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开会议了几日，最终拿出了一个办法： “过湖查理黄册监生三个月满日，准作实历事三个月……比例准历，以均劳逸。” 看着从善如流，可仔细一琢磨，实在太过分了。 按照这个规定，监生在后湖的工作时长，确实可以折算成等长实历，但三个月封顶。如今一次驳查动辄数年，监生干得再多，也只算三个月工分，其他时间还是白干。 可想而知，一线驳查人员的士气，会变成什么鬼样子。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大明朝廷的衮衮诸公，难道都是白痴吗？ 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举动，自有其逻辑和动机。 比如“过湖监生”的待遇问题，是从宣德之后开始凸显。这一段时间，正是大明士绅集团开始发展壮大的阶段。根据《大明律》，这些士绅可以减免税赋徭役，比起自耕农经济上天然具有优势。他们又可以通过科举等渠道，在政权里取得话语权。 最终这个利益共同体在中枢则为高官，在乡里则为缙绅，以士林为纲网，以族亲为身基，形成一个能与皇帝抗衡的集团。 这个共同体的天性，是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去兼并土地，攫取利益。正如海瑞说的那样：“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 驳查黄册的根本目的，是查清人口、田亩，与这个集团的利益天然背道而驰。他们即使没有刻意去阻挠，也肯定不会主动去改善。 更妙的是，让国子监驳查黄册，是洪武爷定下的规矩。虽然国子监的地位今不如昔，但他们大可以用“祖制难违”的借口，拒绝改革，任谁也说不出个“不”字。 当然，这并不是说真有那么一两个幕后黑手，在斗室里算计着如何破坏黄册制度的阴谋。具体到个人，不乏明智的官员上书要求变革，但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大多数成员都会下意识地在方方面面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举动。这些力量汇聚到一起，形成所谓的“潮流”或“时势”，谁逆了潮流，谁阻碍了时势，就会遭到反噬。 驳查监生的遭遇，不过是这股政治力量在水面上造成的一点点微澜罢了。 黄册驳查就像是一个战场。一群苦不堪言的士兵身处低矮简陋的战壕，长官漠不关心，后方补给时断时续——偏偏他们的责任又特别重大。 因为驳查工作要面对的，是一大群无比顽强而又无比狡黠的劲敌。 中国自古有两股力量始终在纠缠对抗。一股力量来自中央，千方百计想要搞清楚基层情况；另外一股力量则来自基层，千方百计不让中央知道实际情况。 尤其是一涉及钱粮徭役之事，人类的想象力和智慧是无穷的。上头有多少条政策，下面就有多少条对策。汉代搞“案户比民”，民间就敢“舍匿虚田”；隋唐有“大索貌阅”，民间士子就敢“冒籍取解”；宋代搞“衙前差役”，老百姓就会“析居避役、鬻田减户”。 [注释]案户比民：汉代法律规定，百姓年十五至五十六之间，每年缴纳一百二十钱，叫作算赋；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缴纳二十钱，叫作口赋税。通常每户农家，应服徭役的男丁约为两口，为了不耽误耕作，就要以每人一月三百钱的代价雇人代役，叫作更赋。若想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要有完备的户口登记册，还必须进行户口调查，掌握人口年龄的变化。户口调查即案比。每年的八月中秋之际，将一县居民集中到县城，观其面貌、形体以查验其年龄是否属实，登记在人口簿册上，即为“案户比民”。 舍匿虚田：舍匿，窝藏、隐藏之意；虚田，即土地的实际亩数多于名义亩数的部分。百姓有意将多出的田亩数隐藏不报，以免多交税粮。 大索貌阅：大索，即清点户口，登记姓名、出生年月与相貌；貌阅，即将百姓与户籍上描述的外貌加以核对。貌阅的制度渊源可追溯到汉代的案户比民。隋文帝年间，为改变户口隐漏严重、国家赋税减少、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中央下令在全国各州县大索貌阅，凡出现户口不匹配的情况，地方官吏都要被处以刑罚。此次貌阅，还要求堂兄弟以下亲属同族而居者必须分立户口。此制度为后来的唐朝所沿袭。 冒籍取解：唐代科举制度规定，士子应在本地参加府试，获得解送资格。若要离开本籍，到其他府州参加府试以取得解送资格，再到京师参加全国性考试，即为冒籍。类似于现在的高考移民。科举制度初设之时，此类现象很少见。但随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省试登第人物与发解诸州的比例出现失衡，士子为了增加登第的机会，冒籍取解的现象逐渐多了起来。如我们很熟悉的大诗人王维，就没有参加本籍贯蒲州府的解试，而因其善弹琵琶曲，博得某位公主的欢心，获得了京兆府的解头。 衙前差役：衙前，产生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时期的一种重难差役，由武人充任，负责看管和运送官物。到了北宋时期，衙前役主要由乡村上户轮流承担，服役范围很广，职任繁杂，包括押送漕粮、搬运盐席、送纳钱物、主典库务、采购货物等等，给乡村上户造成很大的负担。后来，因难以承役而逃亡非命者，比比皆是。 析居避役、鬻田减户：析居，即分居、分家之意。政府征发差役，以丁口即资产而定户等，不同的户等承担不同难度的差役。往往愈重愈难的徭役都会归上等户轮流负担，面临倾家荡产的危险，故高户成为人们的大忌，于是想方设法减少人口和家资，或父子、兄弟分居，或寡母改嫁，或弃田与人，以降低户等，避免重役。鬻田减户，卖掉田产以降低户等，避免承担重难差役，是析居避役的一种手段。 不说别人，那位“凿壁偷光”的鸡汤代表人物匡衡，他在朝堂上直言进谏、刚正不阿，一退休回家，就利用地方土地档案的疏漏，偷偷侵吞了四百多顷地。可见人类的天性是很诚实的。 明代的情况也并没什么不同。当年周铸前往浙西清丈田地，地方上的富户就纷纷把自家土地转到仆人、佃户以及亲戚家名下，以此减少赋役——还有个名目，叫作“铁脚诡寄”。地方上对抗中央的花招，可多着呢。 朱元璋搞出的这个黄册、里甲与鱼鳞三位一体之法，别看纸面上的设计颇为完美，落实到执行层面，仍有无数漏洞可钻。驳查驳查，驳的是舞弊隐匿之情，查的是版籍疏漏之处，正是为了减少民间干扰，尽量让中央掌握最翔实的数据。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在编造黄册的命令同时，特意警告说：“所在有司官吏里甲，敢有团局造册、利敛害民，或将各写到如式无差文册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许老人指实，连册绑缚。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处斩。” 反着一读，就知道民间舞弊的情况从国初就非常严重，非得皇帝亲自提醒不可。 那么，下面的人是怎么作弊的呢？ 咱们还是拿之前出现那个休宁县人王叙，虚构几个例子来讲讲。 先从最简单、最常见的情况说起。 比如在洪武十四年，王叙家的黄册记录是一家四口，父亲、儿子两个丁口，外加一个老婆、一个女儿。当年年底，他老婆一口气生了仨儿子，人口增至七人。到了洪武二十四年，又要造黄册，王叙可犯愁了。丁口多了，负累也多，得想办法藏匿人口。 他提着四斤猪肉，买通了甲首。在造册时，甲首帮他报了一个假数字，只说是新增男丁两口，全家六口人，瞒报了一口。 这样在洪武二十四年黄册上，他家人口的四柱是：旧管四，开除零，新收二，实在六。这个数据被汇总到休宁县，一路上报国家。 又过了十年，到了永乐元年（1403年）。靖难之役虽然惨烈，但各地黄册该造还得造。这次王叙没钱贿赂甲首，家里孩子也已长大成丁，没法瞒过别人耳目，只好老老实实把所有人口都报上去了。 数字送到后湖进行驳查，某位监生负责徽州档案，他磨算了一下，觉得休宁县的人口数字不对，个位数有偏差，前后差了一个人。他一路再往下细查，发现其他乡的数字都对得上，只有里仁乡差一人，这么顺藤摸瓜，直到翻开了二十七都第五图的黄册。 他调出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的第五图黄册，与永乐元年的黄册四柱做对照，立刻发现了症结所在。 洪武十四年王叙家户口“实在”四人，洪武二十四年“实在”六人，永乐元年变成了“实在”七人。从这个记录看出，王家添丁的节奏应该是：洪武二十四年“新收”了两人，永乐元年“新收”了一人。 可实际黄册里的“新收”这一项，只有洪武二十四年记录了“新收”两人，永乐元年“新收”为零。 数字对不上。 不用问，肯定当地有瞒报情节。于是这位监生提笔，把这一条写在另外的驳语册子上，注明理由和数据来源。户部拿到驳语，一路下发到休宁县，要求查实第五图王叙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勾当。结果，王叙和洪武二十四年那个现年甲首，都因此而面临惩罚。 四柱之法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了。你作弊作得了一时，却很难每次都作弊。四柱之间，数字增减彼此关联，前一期黄册与后一期黄册，数字增减亦有关联，只要有一次数字对不齐，就会被驳查发现。就算你手眼通天，能把县里的青册都涂改了也没用，因为上面还有州里和府里的青册备份。你就算真能把这一串青册都改了，后湖还存有最权威的黄册。 你要是能把后湖黄册也改了……这么神通广大，你干脆直接造反好不好？ 这是一个最简单，也最容易被查出的案例。比这隐蔽巧妙的舞弊手段，还多得很呢。 正德年间有一位江西巡按御史唐龙，曾详细描述过地方上的作弊手法：“江西有等巨室，平时置买田产，遇造册时，贿行里书，有飞洒见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内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限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名为包纳者；有全过割者，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撒，名为悬挂掏回者；有暗袭京官方面，进士、举人脚（角）色，捏作寄庄者。” 为了便于理解，咱们接着拿王叙家举个例子吧。 假设他们家在正德年突然发财了，一口气买了两百亩地，成了大地主。王叙不是官身，又没考中举人，没法减免税赋。等到要攒造黄册了，王家赶紧找到甲首、里长，请他们设法遮掩。 等到县衙把清册供单送下来，里长开始一一填写诸家情况。他故意把王家的两百亩地，分出去五十亩，分别写在五十户贫困人家名下。 这五十户穷人不识字，平日里都是甲首、里长代填，就算拿清册供单给他们检查，也是睁眼瞎。只有到了交税时，这些穷人会奇怪，怎么交得比往年多一点？里长瞪着眼睛说上头官差要求的，我有什么办法？反正平均每户只多交一亩，不算太要命，没人敢深究。于是，这五十户人家就稀里糊涂地替王家扛了五十亩的税赋。 这种把自家田地偷偷分在诸人名下的行为，叫活洒，又叫飞洒、洒派等等。 可王家觉得还是不满足，希望能进一步减免。里长说了，也没问题。 本管里一年前发生过一次疫病，结果张三、李四、赵五三家死光光了。按照规矩，里长要把这三户人家列入“开除”，意思是这三户已经绝了，其名下田地荒废，自然也没法交税。里长把王家的三十亩地，偷偷挪到这三户人家名下，自然也省下赋税之苦——此谓“死寄”。 那三家旁边是朱六一家，也感染了疫病，家里死得只剩下一个老头。甲首充满同情地把这一户划为畸零带管，从此不在一百一十户正管之列。里长看准时机，把王家的一个小儿子，列在这老头的户下，打着分家的旗号带过去十亩地——此谓“花分子户”。 可王叙仍旧觉得不满足，他说能不能再减免？里长说这就不是我能做主的了，得往上找人。然后里长带着他，找到县衙户房负责黄册和鱼鳞图册的主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主事收了贿赂，一拍脑袋，有主意了。 明代土地交易，如果是两人私下买卖，签的地契叫白契。这个交易上报给衙门，由官府验证后盖印，才算具备法律效力，叫红契。 主事告诉王叙，你不是从杨七那儿买了五亩地吗？你们俩先签个白契，别着急上衙门办手续，先留在他名下。这样衙门里没记录，黄册和鱼鳞图册自然也不必改了——此谓“全不过割”。 王叙还从郑八那儿买了十亩地，刚给其中的一半地办了红契。主事说另外一半先别办了，你跟郑八说一声，让他还接着耕种，定期给你交租子就成——此谓“包纳”。 王叙说：“我还有几十亩地，没买卖过，这咋办？”主事说这也好办，你假装把一部分田地卖给刘九，或者从高十那儿买田的时候收田不收粮，补个假手续，把零头一抹，叫“有总无撒”——这个“撒”，是撒数，在明代财政术语里是小数的意思——这种手段，叫“悬挂掏回”，也叫“虚悬”。 户房一般会有专门的书手和算手。书手负责誊写档案记录，算手负责计算，把账簿调整做平。这些人都是当地人，家里世袭做这桩勾当，彼此之间关系密切。由这些亲自接触账目与档案的人配合，天衣无缝。 后湖驳查的时候，监生不可能去询问每一户的具体情况，他只看里册数字有无出入，只要比对无误，就直接核验过。王叙这么操作，可以安全过关。 有人可能要问了，这明显对卖家来说不合算，怎么会答应？再说如果卖家反悔怎么办，王家和他们之间都是白契，并不受法律保护啊？ 很简单啊，打到他们服软为止。 王叙家有两百亩地，钱一定不少，他们随便找十来个护院闲汉，往杨七、郑八、刘九、高十家边上一站。四户人纵然不愿意，也只能忍气吞声，否则在本乡无法立足。白契这种东西，虽然法律上没效力，可被拳头大的人拿在手里，一样管用。 这就是血淋淋的地方生态。 尽管利用了种种手段，王叙家的田地还是不能全部避税。他继续贿赂主事，把自家二十亩上好的水田，在档案里全改成盐碱地，直接篡改了土地等级，原本是重则，这下子变轻则了——此谓“埋没”。 王叙觉得不放心，又托人在京城找了一个本乡籍贯的进士。那位虽未释褐授官，但已有资格享有减免赋役的特权。他把自家五亩田地托献到人家名下，就不必交税了——此谓“诡寄”。 王叙想了想，光是避税赋还不成，徭役也挺讨厌的，得想办法避免。 按照大明规矩，每一户人家，都要按照丁口数量分等，多者上户、中户，寡者下户。上户派出的应役丁口，要比中户多，中户又比下户多。 在各方有力人士的帮助下，王叙先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出去，分列在不同甲里。一个大家分裂成三个小家，户口等级立刻就从上户变成中户了——此谓“挪移”。 可王叙仍旧不死心，又缠着里长，在黄册上硬把自家的“中户”改成“下户”，让服徭役人数字进一步变少。里长说改好办，但每一里每年应役人数是固定的，你改成下户逃过去了，我怎么办，总不能拿自己家人填吧？ 两人琢磨了一下，里长大笔一挥，把本来丁口极少的高十家，从下户改为上户了。 高十一听不干了，我家里一共就俩壮丁，本来一个应役一个耕种，勉强度日。现在您给我改上户了，两个都得去应役，那家里不就完蛋了吗？ 要知道，官府的徭役可不光是十年一轮的正役，每年各种杂泛之役和临时之役十分繁重，基本上应满一年得脱一层皮。 里长压根不搭理他。高十要去县里上告，可县里直接驳回了——想告状，先跟你们里的乡老商量去。可乡老和里长是穿一条裤子的，高十站在原地，陷入了无边的绝望。 这时王叙笑嘻嘻地过来，说你家田地反正也没人种了，不如卖给我。高十哪里肯卖，可不卖家里就要饿死了，只能忍痛交割，自己别无选择，只得沦为佃户。 王叙不光逃了徭役，还得了良田，贪心更炽，连下户的徭役都干脆不想服了。他又一次找到户房主事，把本里黄册涂抹一番，把应役次序给改了。 咱们前面说了，里甲应役是十年一轮，每一年都有一甲轮到徭役。王叙家本该是乙年服役，被主事一改，和丁年服役的刘九对换了一下。刘九想也没差别，就同意了，乙年去应役。结果到了丁年，主事又改了一次黄册次序，把王叙家改回乙年，刘九赫然还得服一次役。 刘九大惊，想要抗辩，可想到高十的遭遇，只能忍了。王叙家就这么舒舒服服地埋没土地、避开了税赋徭役，把负担飞洒给了其他贫困人户。 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可在大明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万历二十五年，宜兴知县秦尚明愤怒地说：“十五之中，上户诡为中户，中户诡为下户，甚者上户竟等下户，而下户更过之。以贫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 “奈何能均”四字，当真是触目惊心。张萱在《西园闻见录》里感叹道：“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室如悬罄者无差不至。”正是这么一番景象。 王叙的故事还没完。 他家坐拥大批良田，又不必有负担，财富迅速积累起来。他主动修桥梁、铺民道、立祠堂、开私塾，偶尔周济一下穷人、资助一下读书人，很快就在乡里树起权威。他把家里多余的银钱，放给别人做高利贷，破产的郑八、刘九、高十都不得不来找他，收益比田租还高。 靠着殷实家底，王叙的儿子再不必操心农稼，专心读书，很快考中了状元，在朝为官。王叙家的社会地位再拔高一层，可以光明正大地免除赋税徭役了。而且王家所有的佃户、奴仆，都算作王家私产，不入黄册。郑八、刘九、高十的孩子们，不得不过来依附。 等到王叙的儿子告老还乡，已成显赫乡宦，且与其他官场中人联络紧密。一代一代下来，遂成势力。 在王叙的发家历程中，我们看到：从甲首、里长、乡老这些自治体成员到衙门胥吏，沆瀣一气，和地方富户勾结在一起，把黄册、鱼鳞图册当成私有之物包办，不断把负担转移到贫户身上，形成一整个链条上的腐败，分摊风险和利益。 这在大明有个专门的名目，叫“团局造册”，现在也有个类似的词，叫“窝案”。在大明历代朝廷文书里，几乎都反复提及这个词，饬令各地严查，可见“团局造册”之猖獗。 严格来说，“团局造册”不算一种作弊手段，而是一切作弊手段的前提。大部分手法，都得靠“团局造册”才能实现。 朝廷对此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基层不是直管，他们所拿到的数据都是间接的。 比如，你是个现代人，民政局想搞清楚你的户籍情况，一家几口，是否结婚，不用找任何人求证，电脑里随时调得出来；但如果回到古代，你有几个娃、几亩地，县里老爷不可能亲自下乡一户户去数，只能靠里长、甲首、乡老、粮长这些地方自治团体代理人来收集、具保和上报。 换句话说，只要你搞定这些代理人，上头很难查证真伪虚实。 不过这种“搞定”本身很昂贵，底层百姓无法负担贿赂成本，只有王叙这样的乡绅、豪强以及富户有能力做。有钱人越哭越富，穷人却根本没有哭诉的渠道。于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诚如顾炎武所言：“富户操赢以市于吏，有富之实，无富之名。贫者无资以求于吏，有贫之实，无贫之名。州、县皆然。” 除了之前讲的那些，这些人还有很多手段，比如虚报死亡、隐漏资产、改换户籍、虚报灾荒、捏甲做乙、浮收税粮。总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每一个手段背后，都是大量利益输送。 甚至连黄册本身，都有大利可图。 黄册的攒造，朝廷是不出钱的，由各地官府筹措资金，这笔钱自然也会摊派到基层百姓头上。很多明代县志里都有记载，一县黄册攒造的总费用，正常来讲多则百两，少则五十两——注意这“正常”二字。 百姓并没有议价权，官府说收多少，就只能交多少。官府大可以找他们收取两百两，一百两造册，一百两落入自己囊中，又成了一条生财之路。 我说的这个假设，价格其实还保守了。 万历二十年有一位黄册库官员途经河南，出于职业习惯，打听了一下当地的黄册业务，吓了一跳：“闻民间有言，军、黄二册加派纸价，至千两之外……大县不过二三百里，小县仅数十里。一里造册一本，每本不过一二百页（叶），纸价几何，而动派千金耶？此非积猾之冒破，则为有司之垂涎耳！” 一千两造价的黄册！ 贫穷和善良，生生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有如此花样繁多的作弊手段，接下来的发展，不难想象。豪强乡绅勾结里甲胥吏，肆意涂抹黄册，欺瞒中枢，在中间环节榨取利益，并大肆侵占自耕农土地。 如果社会有足够的流动性，情况还不算糟糕。比如宋代不抑兼并，但商品经济发达，户籍宽松，老百姓尚且有别的出路。可大明的治政原则，是把民众在原地死死钉住。这时候你再搞土地兼并，那真是要人命了。 其结果就是，下层百姓负担越来越重，限于户籍逃无可逃，而朝廷所获得的税赋却越来越少。反而是盘踞中间的这个利益集团，吸血吸得大大肿胀，形成血管里的一个梗阻。 当这些梗阻遍布全身时，大明也就差不多了。 海瑞海刚峰做过知县，对底下这些弊情一清二楚。他有篇文章，专论里长之弊：“（里长）凭势作威，当大役而有壮丁之重派，应卯酉而有连累之诛求。或混扶甲首，以显售其奸诡之谋；或妄开甲干，以阴行其贿赂之术。有钱者遍为回护，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己，则同甲首作弊以欺府县；事止利己，则假府县名色而剥甲首。百计取钱，无心抚恤……” 除了民户的种种作弊之外，其他户籍同样问题多多。 前面说了，大明户籍除了民籍，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等职业户口，他们的黄册是单独册立，并由各自主管部门管理。比如军户就有专门的军黄册，归兵部负责。 理论上军户可以免掉一部分徭役，可还有大量临时性的杂泛差役，无法免除。更惨的是，他们是军户，还必须去应军差，这负担就更重了。 比如说吧，每一户军户，都要出两个壮丁去卫所服役，一个作为正军战兵，一个作为辅兵余丁，后者在军营里劳动来养活前者。除此之外，家里还得留一个继丁，平时从事生产养家。一旦军中的壮丁跑了或者死了，这个继丁就得进入军营勾补。 勾补的规矩特别狠，如果你家里没有成年壮丁，就得把孩子登记入册，还有个专门的名目叫“幼丁”。 更有甚者，大明要求军人不得本地服役，入卫补伍都得去外地。这一路上的盘缠给养，也得军户来承担，更不用说还要受清军官和各级长官的盘剥勒索之类了。 负担如此之重，军户所享受的福利却十分微薄。按照洪武年的规定，民户有两丁人口，就能担任小吏，而军户要五丁，而且最多只能让一人为生员，上升通道颇为狭窄。 其实军户也算良籍，可以参加科举。历代军户出身的内阁大佬不少，比如张居正、李东阳、高拱、赵志皋、王家屏等等。而且在整个明代科举中，军户在庶吉士的比例也颇高。不过这些都是军户中的官员阶层或富户，一来家族扩大，有足够人手；二来有钱，供养得起读书人。 对绝大部分底层小家小户来说，光是应付勾军就已经竭尽全力，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上头大概也明白军户的状况，所以严令禁止离籍转户，军户子弟不得过继、不得入赘。没办法，真放开了，估计人早跑光了。洪武年间，就有数万军户逃亡；正统三年（1438年）有一个统计，当下在逃军士的总数已高达一百二十万人——天下卫所才多少人？可见军户生活之苦。 这些军户最大的心愿，就是转成民户，洗脱这些限制。虽然《大明律》严禁如此行事，但法律归法律，架不住地方上的花样百出。 咱们再虚构一户人家举例，姑且叫张大吧。 张大家是军籍，籍在休宁县附近的新安卫，家里五口人。他实在受不了军户之苦，就偷偷联络了当地第五图的里长，央求入民籍。 里长带着他找到休宁县户房的书手，送了二两银子。户房这位书手大笔一挥，给第五图的里册里多加了一个户口，将张大家的四口人都移到这个户口之下。 然后张家到卫所那边，报了个全家死光，只剩一个张大的老母亲。于是在军黄册里，这家人只能挂去畸零户，没法应役了。等到张大的老母亲一病故，这家人在军黄册里彻底绝了，直接列入开除。张大一家，则洗脱成了民户，幸福地在当地生活着。 罗二也是军户，很羡慕张大的境遇。可他家里没钱，找不到落地的民里。他一咬牙，带着全家连夜跑了，一路从徽州跑到江西南昌府，谎称是流民，置买田地，就地落成民籍。因为古代通讯不发达，没有全国数据库，原来的卫所纵然知道他跑了，也无可奈何。 军户毕三也动了心思，可他不想离开原籍，只好另外想办法。他眼看要去远卫所充役了，就把自己大儿子入赘给近卫所的朋友，这样至少有一人不用被勾补入卫。他临走之前，恰好老婆又生了个小儿子，赶紧过继给附近的民户家——这些都是违法的，可黄册总是人写的嘛，使钱下去，总能解决。 等把这两个孩子都安顿好了，毕三就在充役的半路上失踪了，据说是被盗匪杀死，死无全尸。军中一查，他家里没有任何壮丁勾补，也只好作罢。毕三偷偷跑去一处寺庙出家，法号“三无”，混了个度牒返回家乡，堂而皇之地还俗，以佃户身份附籍在先前过继了小儿子的民户家里。 第(2/3)页